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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明德革命呼之欲出

发布时间:2019-11-10 20:54:19 编辑:笔名

台湾“明德革命”呼之欲出

施明德登高一呼,“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应声而起,亿万捐款流入“革命银行”,街头静坐名为“光荣战役”。“台湾民主”这湾溪水转来转去,终究禁不住诱惑,一路向着“台湾革命”这条历史划定的出海口狂奔而去。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人杨万里的这首诗就像是专为千年之后的台湾而写的。五十年代胡适曾将这首诗送给当年台湾的言论自由先驱雷震,将他描述为冲破专制的堂堂溪水;2004年320大选,民进党绿营又曾借这首诗自诩,将自己比喻为冲破红营蓝营势力的堂堂溪水。然而,短短两年半后的今天,情势已然大变,曾经碧绿的溪水转眼蜕变成了新的黑色大山,而重新汇聚而成的溪水则远比当年民进党的“一溪奔”来得更壮观、更喧闹、更堂堂,因为这一次溪水奔腾的动力不同以往,隆隆声中直接就是“革命”这个词了。

如果说,华人对于“民主”到底意味着什幺还是有些模模糊糊的话,华人对于“革命”到底意味着什幺却从来没有迷糊过。

现代汉语里“革命”这个词是从《易经》中的“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这句话借用过来的。从典故上看,原本是桀纣享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汤武革命就等于是造反篡权;为什幺为臣者造反篡权有理,为继续坐天下保政权反而无理呢?理由全在后面这半句话:应乎天而顺乎人。

按荀子的解释:“…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荀子?正论》)

这就是要害。只要说到革命,华人首先就会习惯性地落入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圈套之中:天有天道,民有民意,当政者无论其政权合法性如何,一旦被认为不应乎天道、不顺乎民意,任何人都可以揭竿而起替天行道为民除害,通过革命来改朝换代。这个中国式的“革命”圈套自三千年前的汤武革命开始,周而又始循环往复,就像是中华民族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一直持续作用到今天。改朝换代之前,在野的革命英雄无一例外都是“民之父母也”,在朝的革命对象无一例外都是“民之怨贼也”;改朝换代之后,原来的“民之父母也”又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民之怨贼”,甚至是比前朝“怨贼”更大的“怨贼”,于是新的“民之父母”又再次从民间应运而生,同样的一整套革命观念促使“应乎天而顺乎人”的革命再次发生。

“民主”据说就是为了打破这部无休无止的“父母与怨贼”连续剧才实行的,早期的共产党和早期的民进党都曾认为自己掌握了“民主”这个法宝,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走出了这个历史宿命循环、开辟了未来金光大道的新型政党,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也曾模模糊糊地显出了那幺一点划时代的意思,但历史却一次又一次无情地粉碎了华人天真的梦想。

很无奈,“民主”虽然痛改前非地改变了“民之父母”的称谓,毅然决然地改成了“民之仆”、“民之子”,但终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地统统变成“民之怨贼”。而且,历史事实证明,从“民之仆”或“民之子”身份演变成的“民之怨贼”要比前身曾为“民之父母”者还更要恶劣百倍。道理并不复杂,缺乏起码君子修养的“政治暴发户”很难保不是小人,注定祸国殃民的小人,很遗憾,“民主”对此做不了什幺。

华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天字号的困境:无论如何当选,当政者终成怨贼,无论什幺制度,官僚集团永远贪腐,无论人民怎样,终归忍无可忍;而一旦到了人民忍无可忍、群情激愤的阶段,不愁没有民间英雄应运而生、趁势而起,借助人民的力量推翻旧政权;于是,新的当政者在人民新的期望中诞生,新的循环再次开始…

这一次,施明德的应运而生、趁势而起也很典型,也具备了历史上所有“汤武革命”的基本要素。如果说有什幺不同的话,无非是今日的台湾人民比历史上那些揭竿而起的中原农民富裕多了、文明多了,他们不必非要靠杀土豪、分浮财来进行革命不可了,只需要每人捐出一些钱,只需要在示威的气势上压过保王党,只需要让陈水扁始终找不到发动内战借口,然后再借助一下外部压力,也许就成了。

但归根结底,中国式的“汤武革命”本质上仍是改朝换代的造反,而不是革命,台湾的民主看起来眼花缭乱,终却仍然被陈水扁为首的一群小人乱党很轻易地拉回到了历史宿命当中。施明德没有错,到了这一步,只能再来一次“汤武革命”,至于革命之后下一步怎幺走,靠革命上台的新应当怎幺做,则不是一个明德先生所能左右的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阿扁小人乱党,缺的就是这个“明明德”,施明德发动革命,本质上也确实就是“明德革命”,名实相符,名正言顺,不成也难。

谨以此文声援施明德先生发动的“明德革命”!

来源:澳大利亚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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